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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华一把手叶企孙(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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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思考(如果是3个小时,显然是少了,不成体统),怀着救斯民于水火的信念和“为顾大局”的胸怀,答应就职。——这种古代留传下来的“劝进”方式,在吴晗身上,颇有点《圣经》上说的犹太教徒扫罗(保罗)最后归教的故事。而日后的吴晗对中共的狂热追求,以及“加入党组织”的坚忍不拔之志,可谓比扫罗还扫罗。
自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吴晗搬到市政府高大威严的楼宇和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办公,一直被吴晗架空、名义上的清华校委会主任叶企孙,这时才算正式成为清华园的一把手。不过,明眼人心中明白,尽管叶企孙暂时坐上了清华园“忠义堂”中的第一把交椅,但这把椅子并不稳当安定,而是在吱吱咯咯地发着闷响。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迹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立足学界。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这个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与情理,也有一点较为模糊,比如叶的婚姻问题。据《吴宓日记》透露的信息,叶在清华时似乎谈过恋爱,如1937年7月2日条下有:“K之美日增。二年中,变化增长,几于每见不同。然宓对K,譬如鲜花美物古玩珍品,可以把玩鉴赏,而精神则无深契,情感亦不易交流。此宓之所感也。K是晨收拾诸物,将归香山。……又谓已决定今晚住宿陈慈家。陈慈且将伴送伊至漪澜堂云。旋闲谈,谈及叶企孙爱贺恩慈;宓谓未尝不可,而K则力言绝对不可。夫以此二人犹绝对不可,则宓对K不能有丝毫之希望可知。K以此示意,使宓对K之情冷如冰矣。”
贺恩慈乃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外语系1936年毕业,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而K是当时吴宓热恋的一位清华女生,此时吴宓已从对方的态度中得知两对姻缘将无果而终,事实上也是鸡飞蛋打,梦想成空。另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昊虞说,叶企孙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叶的侄子叶铭汉的否定,谓叶与其嫂没有感情纠葛云云。但无论有无情缘,叶终身未娶却是事实。
既然政治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后,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施展钩钳与转圜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时,站在院门外静静观看的叶企孙不禁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轻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
张道藩就是那位青年时代在法国学绘画,狂追蔡威廉未成功,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和地位暗中报复。再后来以有妇之夫的身份,怀抱徐悲鸿原夫人蒋碧微跑到台湾的那位官僚。叶企孙如此作比,可见他对眼前接收大员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和印象。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作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叶企孙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批评冯是政治投机分子,并指责冯“写得太过分了”。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叶企孙,其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还不知趣地在师生中间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当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名单发表后,叶企孙对他的一位同事说:“陈伯达当副院长,表明共产党对科学院的工作是要管的。”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学术是独立的,不应掺杂党派成分。与此同时,叶还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中共高层下令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
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在“精神洗澡”中获得顿悟的一批清华“进步”师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腐朽传统和遗毒”。在一片喊打声中,叶企孙被赶下台来。
就在批叶的同时,由于中共主张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
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作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动声色、暗含杀机的隐语。自此之后,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急四伏、命悬一线的孤独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在清华留下的印痕和毒素,清华大学被五马分尸,从整体上被肢解和“清算”,其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三个学院被割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清华只能作为一个工科大学,于风雨飘摇中单腿独立,啸傲寒秋,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革命摇篮”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与学生。自此,北京大学陆续撤出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一、二、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开课,与清华大学成为间隔一条马路的近邻。据说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南按:从这则笑话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官司一直打到21世纪都未见分晓的个中原因)。当然,北大也有损失的地方,比如上层决策者假以调整的名义,把过去属于胡适派的教授借机调出北京大学,有的调往别的机关,有的干脆发配或充边,如罗常培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天挺到天津南开大学,杨振声到东北人民大学等,在最大范围内消除胡适的影响。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仁认为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大学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作法之地,遂开始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身上。一时间,刘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整日灰头土脸,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未能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事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巨增,成为中国大陆无一可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校园。这一决策与成果,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随着院系调整结束,整个清华园被高鼻深目、周身呈酒囊饭袋状的苏联专家,以及一色中山装的革命家所领导,维系了几十年的校务委员会与“教授治校”等一切规矩被抛弃,清华师生开始了马列主义路线治校的新时代。
当这个新时代到来之际,叶企孙已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此时,已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眼里,更忘却了这位华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老祖,才晓得新中国建政五十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叶企孙在一系列政治思想“改造”与“洗澡”中,虽有无数次被迫弯腰低头向革命群众检讨认罪的羞辱,总算突出重围,侥幸活了下来并开始了他心爱的事业。随着“文革”爆发以及铁道部部长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神秘人物”被牵涉进来,又由于这个“神秘人物”的株连,潜祸爆发,叶企孙的厄运从天而降。
这个神秘人物,便是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
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开始听叶企孙的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感。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赴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成立的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处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烦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南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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