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之所以入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女友周与良已先在该校就读有关。
周与良原籍安徽东至，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家业随之兴旺发达。祖父周学海，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学海、周学熙兄弟曾师事李慈铭，李氏在日记中说周氏兄弟无贵族子弟气。周学海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三集。周与良之父周叔弢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后辗转青岛与天津，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与良兄弟姐妹十人，分别是：长子周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长女周珣良、次女周与良、三女周耦良。因是名门望族和财富充盈的书香之家，十个兄弟姐妹皆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与良后来皆成为著名教授、学者，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其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宗教、收藏、戏曲等领域，时常见到周氏家族中人的身影。而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更是名噪一时，被学术界认为是继承陈寅恪学术衣钵的最得力人选，只是“文革”时期在北京大学参加江青组织指挥的“梁效”写作班子而名声扫地，与陈寅恪的学术衣钵彻底绝缘。周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与穆旦属同班同学，战后和穆旦的另一位同学王佐良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关系，穆旦于1946年在周珏良家中结识了其妹、时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的才女周与良，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1948年年底，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也算顺理成章。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就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聚地之一。若以大的历史框架划分，像战前在此就读过的饶毓泰、叶企孙、查良钊等人属第一代，而战后进入该校的应算第二代，而第二代学生人数远胜第一代数倍。当穆旦进入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此就读和访学的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李志伟、邹谠、卢懿庄夫妇、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傅斯年的侄女、傅乐焕胞妹傅乐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以及刚由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转入芝大教中文的王伊同、娄安吉一家和在芝大教数学的陈省身，另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巫宁坤等。许多年后，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又说：“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巫宁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多，因而与周与良、赵萝蕤等女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当穆旦到校时，赵萝蕤已经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二人并未于芝大谋面，而赵的丈夫陈梦家更是提前归国，周与良的哥哥周珏良已受清华大学之聘归国，在行至旧金山时与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还把带在身边的几十美元让周带给北平的母亲。应当说，当穆旦进入芝加哥校园大门的时候，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经退却，已经到了决定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一关系人生命运的最后关头。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史逊维尔（Jacksonville）结婚，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erberc
Creoreore）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A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ungryChina）、《诗八首》（T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Liang-chen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面对书生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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