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想最超越”，即陈端生对世俗命运的抗争，特别是一个弱女子以自尊和强悍的作风，穷尽心力摆脱男权社会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桎梏，追求人性自由和独立精神。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这些非议中夹杂了声嘶力竭的指斥与诅骂：如“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等。对著中人物不见容时代的悲怆命运，陈寅恪以伤感的语调发出了哀惋的慨叹：“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职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此处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为世所容。《再生缘》中的主角孟丽君就是作者陈端生本人的写照。而陈端生的遭际又何尝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自身的投影？字里行间显示着陈寅恪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的内心苦痛。抚今追昔，不免怅然，陈寅恪发出了如下警世感慨之语：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
之间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陈氏强调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优美的文学和真正的学术，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抛弃，自是愚不可及。陈寅恪道出这个已被历史检验的事实，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以先贤的才智和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讽喻今人的无知和陈氏本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表面上考证一部古代弹词，实在是陈寅恪向世人泣诉自己的遭遇。而更令陈氏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当《再生缘》书中讲到端生的妹妹长生不忘怀端生一段时，陈氏更是悲从中来，谓：“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之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陈端生本身既无犯罪受过，虽在忧患之中，六亲何至不认？这分明是陈寅恪为自己的遭遇伤怀感叹，心中迸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这便是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所赠《论再生缘》的背景。
就在陈寅恪《论再生缘》自费油印后不久，前往探访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把一份陈氏赠送的油印稿带到了香港，后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海外震动，议论纷纭，谓陈寅恪大师在大陆不但生活艰难，心情悲戚，所述著作都不能出版，只好自费油印小册子分发友朋，此乃实为中共对知识分子迫害的铁证等。海外的议论与政治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立即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学术界与媒体对陈寅恪艰难处境和著述不能出版的同情、议论与谴责之风浪。——这便是吴宓日记所言“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尊礼寅恪兄”。而这个“尊礼”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位学术大师真情的尊敬与重视，而是作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砝码，进行斗争的权宜之计，以这个举动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历史的诡谲荒谬就在此处，陈寅恪无意中成为中外政治集团博弈的一枚棋子，一旦这个集团不再需要这枚棋子的时候，必然抛之于桌下或垃圾筒桶。事实上，不但《论再生缘》最终未能出版，陈寅恪本人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注定了。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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