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政治风暴波滚浪涌，作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更是浊浪滔天，愈演愈烈。就在陈梦家自戕两个月后，与他并驾齐驱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向达也命赴黄泉。
抗战胜利随校复员回到北平的向达，与其联系最多，也是最令向达钦佩的学者就是蛰伏于南国的陈寅恪。当国共两党即将全面翻盘之际，向达一直挂念着身在岭南的陈寅恪，而陈氏也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命运。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就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北返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云云。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晋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向陈寅恪请教。因为当时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尽明了，而深谙十几国外语特别是中亚古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此次南行是向达自费而来，当时向达服务的学术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向达以湖南人的倔犟脾气，知难而进，终得成行。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向达的名气也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在中山大学引起了震动。为此，中大历史系不失时机地专门安排向达作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并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也再次得到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于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其中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与祝愿最终成了空想，向达不但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且于陈寅恪先行而去。
因有全国“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开始，向达就被北大造反派列为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自是不在话下。与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斗鬼台”被“点将”，还要拖到其他地方批斗。有一段时间，向达被红卫兵命令在毒日头下跪在历史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接受批斗，期间几次差点从空中摔到地下断送性命。因此地狭小，不易展开大规模行动，后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园内宽敞之地让更多的革命者批斗。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原本体质强健，“常以铁汉自诩”的向达，到了此时还暗中嘱咐秘密前来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喷气式飞机”之后，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国各地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在捡拾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反锁，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得不到批准。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满地打滚，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监工的红卫兵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是转入校内“劳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终年66岁。
此时的北京大学，没有因为汪篯、程贤策、俞大絪、向达等教授的自杀和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愈演愈烈，被关押和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园内十几个审讯室同时挑灯夜战，开始“审讯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大的造反派们组成一个个联合审讯班子，将提审对象拉进审讯室先是一顿耳光加拳脚伺候，而后开始审问，此为“敬酒”。几句话之后，开始动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此为“罚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躏，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早日解脱，这种
想法像传染病一样在燕园流行开来，跳楼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几幢教学楼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学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几个月内，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杀，而自杀的方式各不相同，据北大教授季羡林晚年回忆说：“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残手段外，跳湖、跳河成为一大颇时髦的特色，其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1968年8月，北大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校内28楼出走，次日晨，被发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校工宣队对外公布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毛毛所说的翦伯赞，即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一度出任过副校长的著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老。当“文革”导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点燃后，面对蹿动的火苗，翦伯赞不明底细，还以为自己身处国民政府统治的言论自由时期，遂稀里糊涂地以盟友加“斗士”的身份跳将出来为吴晗辩护，并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等。没过多久，腾起的烈火就烧到了翦伯赞本人身上，并以“黑帮分子”兼“反动权威”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云云。此时已驻进北大的军人宣传队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头撞墙的翦伯赞传达“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夫妻俩住楼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师傅住楼下，在照顾其生活的同时负有监视之责。好日子没过一周，厄运再次来临，起因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此时名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三十年代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而这一时期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翦氏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这一证据的关键人物。1968年12月4日，由江青秘密成立和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驻军某师副政委巫中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北大燕南园，向翦伯赞明确表示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令翦提供证据。翦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一时记不得了。经过几次谈话，翦仍交代不出具体内容，于是巫中大怒，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翦仍交代不出。巫中肚子饿得咕咕乱叫，欲找地方吃饭，临走撂下一句狠话，必须在三天之内想出来，否则就地正法。翦氏在极度的恐惧和走投无路中，于1968年12月18日夜，与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往察看者发现夫妻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经过检查，发现翦伯赞身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毛所说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饶毓泰，就是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开山老祖、恐龙级学术权威饶树人。早在翦伯赞走前两个月，饶氏已捷足先登了。
饶毓泰，字树人，其父饶之麟为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户部主事。幼年饶毓泰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五经，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初入美国加州大学，感觉不太适应，遂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益颇多。1917年12月18日，饶氏于芝大毕业，此后仍在该校旁听
了一些课程。1918年春，饶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饶氏齐名的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叶企孙，于1918年8月至1920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并于1923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当饶、叶二人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鼎盛时代，物理系的创建者兼主任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精力旺盛，在主持系务和专业课题研究中，坚持为学生开课。正是这位天资过人的物理学家在光学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即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世界中小学生在课本上知道的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并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上的特殊贡献以及发展了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迈克尔逊于1907成为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大学作为物理学界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圣地”地位也因此奠定。当年饶毓泰、叶企孙这两位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青年学生，能见到这位大名鼎鼎、头上罩着一圈“圣光”的老师，且亲身聆听其教诲，内心确是感到欣喜和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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