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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三部:离别》[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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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习惯坚持了终生。从临时大学由长沙迁昆明时期的日记发表后尤其令人瞩目。1939年,曾昭抡率领师生从昆明到西康考察,又写了很多日记。这个习惯在曾氏日记中可以查到,如1940年10月24日,曾氏日记写道:“今日五时余醒,六时起身。七至八时上‘有机工业化学’。八至九时上‘无机工业化学’。九至十一时半,写《西康日记》。午饭后一时半至四时一刻,续写《西康日记》一段。……五至六时上‘国防化学’第一课。连日伤风,昨今二日均冷。上此课时,竟致哑不成声。”在如此环境和身体状况下,居然连写五小时的日记,可见其“日记情结”已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曾昭抡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去兰州参加中国化学会年会,路上走了两个星期。他坐在汽车上,边走边记日记、写文章,令同行大为感动和敬佩。据研究曾昭抡的专家郭建荣统计,曾昭抡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到1967年去世的41年间,编著与译著13部,日记与考察记11部。学术论文与译文164篇,军事理论与时局杂文87篇等,共约300篇(部),数百万字,而这些日记与著作还远不是其全部。曾氏日记部分,除了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1939。11—1941。2),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康日记》、1941年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缅边日记》和1940年写的昆明日记之外,其他日记下落不明。在西南联大时代的曾昭抡,有一次演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抱着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人手。”而“从事职业以外,假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位别人愿意亲近的朋友,那就更非多读书不行”。f281因了曾昭抡涉猎广泛和平时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才有人谓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化学家曾昭抡,属于典型的书呆子一类。此言有些道理,但绝不是像后来出现的数学家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有一次陈景润上街买东西,发现营业员少找了钱,便又登上公交车回去讨钱,营业员只短了他五分钱,坐公交车却要花一毛钱,而他居然去了。不过后来陈景润时来运转,因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而名动天下,成了“国宝级”名人。而陈氏随着政治学习和不停地四处演讲,头脑逐渐开放,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而是很灵活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了。他不但知道了“紧跟高举”,还活学活用地加以应用发挥,当实际控制中国政治局势的叶剑英元帅,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所吟的那首闻名天下的“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攻关》诗篇问世后,陈景润也“紧跟高举”地赋诗一首:“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从此诗的高度和境界可以看出,陈氏已由著名数学家锻炼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政治家和诗人了。这个本事,曾昭抡一生都没有练就。
按曾昭抡在化学研究所的助手胡亚东晚年的说法,曾氏确有那种书生的气质,和他在一起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生活和处世方面很幼稚,这和他曾经创办中国化学会,主持北大化学系,活跃于科学界,也活跃于“政界”,叱咤风云的作风,以至晚年蛰居武汉大学,于斗室中钻研元素有机化学,并写出了几本巨著似乎又不太相同。因而,胡亚东认为:“也许大人物都是如此,近代史中颇可找到众多这种气质的人物,如陈独秀、沈从文、陈寅恪等等,但是自然科学家中曾昭抡先生可谓独此一枝。”
胡氏所说不见得全对,但确是有点道理,陈寅恪早年在瑞士读书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并对国内外政治及社会风尚有很深的见地,只是陈氏与曾昭抡相比,似乎缺少了对政治的长期热情,且思想觉悟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阅读专业和军事类书籍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读一些当时在国统区被禁止的书籍,如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他就通过中共地下党得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加以学习研究,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观点。而马恩列斯学院编的《斯大林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等更是他搜罗、阅读的对象。为了阅读和研究方便,曾氏还在任教之余,通过旁听西南联大外文系课程,硬是掌握了俄语并能熟练地阅读俄文书籍和资料。1944年,曾昭抡在昆明加入民主同盟,算是早期的民盟成员之一。这一思想的转变与行动,为他日后成为高教部副部长铺就了阶梯,当然也为他的倒霉直至身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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