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当年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兜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圈子之后，郭沫若扭转剑锋向陈寅恪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此信于6月10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因为郭氏的颐指气使已不仅仅是进庙渎佛，或者佛头抹粪的问题，实已现出杀气腾腾的凶妄态势。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早巳挂满了几十万张大字报，自然有对陈寅恪的批判与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的“革命者”如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饥饿苦寒的狼群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顿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一批听过陈寅恪课的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火，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乱世之枭雄的称号以及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
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嗷叫着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锉骨扬灰，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如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辈，为了扩大影响，让自己声名远播，并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从而达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痴心妄想，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打击。其中一文这样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烦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更有人揭露陈寅恪猫在家中偷偷研究唐朝的杨贵妃入宫前，是处女还是非处女，与唐玄宗的儿子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的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南按：陈氏确实研究过杨氏的“处女”问题，结论是非处女入宫，但并非像批判文章所说的庸俗不堪，后来陈的好友郑天挺曾为陈的“处女”事件作过解释和辩护）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居家未能如愿迁出，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告别了32年传道、授业的讲台，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陈寅恪的身影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新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江左文人集团，特别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写作。陈氏后半生的命运与精神寄托，与明清易鼎交革之际，那段散发着历史悲情气息中的人物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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