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吴晗“老底”和“罪恶面目”的文章甫一问世，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各大报刊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全国掀起了一个“砸烂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吴倒吴的高潮。此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结束，“彭罗陆杨集团”中人已被有关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陆、罗等三人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首先从四人头上动刀，自是出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战略的考虑。正因为将其四人捆绑在一起全盘掀翻，才能够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顺利掌握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机器控制权，进而掌控“文革”全盘运转机器的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彭罗陆杨”的倒台，等于斩断了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臂膀，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翻身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臂膀被斩断之后，其主体“刘邓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别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进了监狱，算是各自有了该去的归宿。1966年5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对外公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很快成为“文革”最高指挥机构，实际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杀大权皆控制在其手中。刘邓集团的势力被削弱，且处于风雨飘摇，时刻有被剪除消灭的凶险。按照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贯战略战术，只有把对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后，才挥师杀入集团核心，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搏杀的格局下，于国共翻盘，解放军进驻北平之初，就已经“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且是“邓的扑克牌友”、“内定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自是在劫难逃，大限将至。
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充满刀光剑影的短暂历史空间里，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早已为天下熟知的显赫人物，有一个此前并不太显山露水的人物，在历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涂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宝剑，张牙舞爪地闹腾起来。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这位尹达，就是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于长沙清溪阁醉别后，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刘燿的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众人对其舍弃眼前正面战场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陕北山沟猫在窑洞里，以马列主义理论搞历史学术研究多有不解。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还不明就里，并有些糊涂地以老前辈和导师的双重身份，劝其回李庄的史语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认为在延安那块黄土高坡上白白浪费生命，断送学术前途云云。想不到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口号再度现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1948年底，傅斯年仓皇出逃台湾，而尹达走出陕北那座黑糊糊的寒窑，梳洗打扮，骑着高头大马，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地随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席卷中原大地，继而入主北平城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此举可不是后来电影里上演的“我胡汉三回来了”那样风光一时，称雄一刻。胡汉三是地主流氓演变而成的“还乡团”首领，是被革命者打倒的对象，当然没法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提并论，也不应该相提并论。尹达与他那些山沟里摸爬滚打的难兄难弟们，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且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局势，当家做了主人。而成了人民主人的尹达，也由当年的小尹一下子变成了老尹同志，再后来就成了尹老或尹老夫子。当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所担任的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职务的关系，自尹达主持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始，就与吴晗、邓拓有过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尹与吴的关系，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的回忆中可知一二，王说：“我读大学时，就已知道尹达先生。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国古代史课时，读过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也知道他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参加上海史学会的一项活动，听吴晗先生、尹达先生演讲。这二位前辈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先生坦诚地说：‘这次我与尹达同志去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活动，但我们找来找去，国内竟未找到一个对巴格达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只好请了一位学者，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的文章，到会上去宣读，文不对题，我感到很惭愧。’尹达先生赶忙插话说：‘吴晗同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做了父母官，哪还有时间研究历史？该检讨的是我，我没有搞好历史所。’吴晗先生连连摆手，说：‘尹达同志不必检讨。’二老在会上一唱一和，谈笑风生，毫无名人架势，亦无学者派头。尹达先生留个平头，表面看去，很像是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的老干部，很难一下子与历史学家画上等号。”
但是，当“文化革命”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尹达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以中国史学界的“哨兵”自居，专门揪斗失势或正在失势或即将发霉运的知识分子。一时间，整个史学界烟雾升腾，鸡飞狗跳，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在各种媒体和会议上遭到口诛笔伐，游行示众。当年以中共老资格自居，号称战功赫赫的翦伯赞、范文澜辈很快失势倒台，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以比雪山飞狐还要快的速度蹿上前来，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一连串出色的表现与战功，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毛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史学界的翦伯赞、范文澜都不行了，有个尹达，是赵毅敏的弟弟，文章写得好（按：大意如此）。”示意各色大员把翦伯赞、范文澜辈踹出圈外，重新提拔重用像尹达这样能耳听八面，长着火眼金睛的革命新锐和红色哨兵。毛泽东的话很快传到历史所尹达的耳中，“尹哨兵”闻听狂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在所内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中科院历史所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最靠得住、立得稳的“红色堡垒”。未久，尹达经御笔亲批，跻身于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史学界岗楼中的一介哨兵和“红色堡垒”中的一个土堡主，一步踏入阎王殿，成为手摇尚方宝剑，掌控生杀大权，天下士子闻之全身顿呈筛糠状颤抖哆嗦，一怒而使各路诸侯大员恐惧胆寒的阎王爷中的一个。
“文革”全面展开后，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他赖以起家的“红色堡垒”，以革命新贵兼红色堡主的双重身份，召集几个“史绍宾”写作组的得力干将和一群随风摇摆的小喽啰训话，严厉告诫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又说：“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犯错误。”意在表示坚决跟从“文革”小组战斗到底，那怕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如此一番豪言壮语，令在场者热血奔涌，情不能自制，恨不得立即挟刀带箭冲出堡垒，给吴晗之流的知识分子一顿刀砍斧剁，打发其速向西天。尹达见此情形，迅速抛出了一套整治吴晗和对付史学界一批“东霸天”、“西霸天”的秘密方案，并各授宝剑一柄。“史绍宾”写作组几员哨兵头领根据既定方案，呼呼隆隆地拥出坐落在建国门旁那座坚固如铁的堡垒，开始了革命行动。一时间，壮士出山，剑气如虹，应战接招的对手纷纷倒地，命悬一线的吴晗即将面临断气前的最后一击。
藏海花
老九门
美人为馅
分手再说我爱你
赏金猎人
诡灵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