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蒙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侨怯儒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罢，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介石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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