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曾昭燏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除了曾昭燏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受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还暗伏着作为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长沙艺芳读书的曾昭燏经历了“汤翯事件”。当时国民党正在北伐，一年仅17岁的女中学生汤翯，无父无母，家境清贫，平时并未涉足政治，因被国民党特务在其枕头中搜出共产党的传单而被捕。尽管汤翯声明这份传单她并不知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为，但仍被关入监狱。事后查明，该传单为一左翼学生陈姓同学所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视汤翯为亲共分子，决定施以严刑。曾昭燏与汤姓同学平时来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难，挺身而出，不顾亲友的反对和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设法营救，一面为其写法庭辩护词，一面让汤翯的婶母到庭长的姨太太处说情，公私两面夹击。但终于无果，汤翯被当做罪犯游街示众后惨遭砍头，遗体弃市，遭到凌辱。身临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惨痛的一幕，又在汤翯一个在教会做事的姐姐处读到了遇难者临刑前留下的一封带血的遗书，伤心欲绝，心灵备受刺激，难以释怀。1929年，曾昭燏就“汤鬻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会》杂志第9期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倾吐了积郁在心中日渐膨胀的恶气，痛苦愤懑之情稍感缓解。此为曾氏第一次发表时事文章，也是她萌发日后成为一名报刊评论家和记者，揭恶扬善，传达民众心声的志愿的发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组织撰写的自传中，专门提及这件往事，并坦承自英国回来后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战服务的想法就缘于此。
只是，曾昭燏的记者之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不顾，去做一个并不熟悉行情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曾昭燏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十二天，且时逢战乱，凶险莫测，故姐妹俩深感悲戚。
当曾昭燏乘车抵达桂林时，接曾昭承电报，告母似已逃出湘乡，正向西南奔徙，嘱其留桂探候。曾昭燏闻讯，立即在当地登报，并留有时住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11月23日，突有一个叫陈昭熙的表姐找上门来，谓家乡沦陷，熙妹与母亲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达桂林，正准备赶往昆明投亲，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报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辈烧了高香，才得到这异地相逢的因缘。曾昭燏闻讯，悲喜交集，立即随熙妹到下塌的旅馆，母女相见，自是一番热泪与亲昵。
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曾昭燏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家中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燏首次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燏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交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燏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职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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