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血压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惊悚不安。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人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进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作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时代。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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